第二天一早，丁倩被冻醒了，鼻尖冻得通红，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瞬间消散。
炕还是冰碴碴的，裹着打补丁的旧棉被坐起来，浑身的骨头都透着寒意，她犹豫了半天，还是咬咬牙爬下炕。
那些土豆是她整个冬天的口粮，也是她熬日子的指望，就算冻了，也得去看看。
她扛着磨得发亮的锄头，踩着厚厚的霜花往地里走，脚踩在冻硬的土地上，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响声，霜花沾在布鞋上，很快就融化成水，浸得袜子冰凉，冻得脚趾发麻。
到了土豆地，眼前的景象让她心里一凉，浑身的力气仿佛瞬间被抽干。
前几天还绿油油的土豆秧，经了一夜的霜冻，早就冻蔫发黑，软软地趴在地上，轻轻一扯就断，还带着冰碴子。
她握紧锄头，费力地刨开冻得硬邦邦的冻土，一下、两下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，一个个土豆被挖了出来，果然都冻得硬邦邦的，像小石块似的，敲一下能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有的还冻裂了口子，露出里面发黄发面的果肉，沾着冰冷的泥土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
丁倩叹了口气，蹲下身，用冻得通红、布满冻疮的手，把冻土豆一个个捡起来装进麻袋里。
指尖碰到土豆的瞬间，冰凉刺骨，冻疮被冻得钻心的疼，她却不敢停。
这些土豆虽然冻了，但还能吃，用水泡软了煮着吃，再撒点盐，总比饿肚子强，这是她在农村插队三年，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念头。
她扛着沉甸甸的麻袋往回走，麻袋压得肩膀生疼，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在她脸颊上，疼得她直咧嘴，可她心里却生出一股韧劲，脚步也越发坚定。
不管能不能考上大学，日子总要过下去，她不能被眼前的困难打倒，不能辜负自己熬过的那些夜、吃过的那些苦。
回到知青房，屋里比外面好不了多少，水缸里的水冻得结了厚厚的冰，窗户纸破了好几个洞，寒风直往屋里灌。丁倩把土豆倒进大盆里，倒上温水解冻，温水碰到冻土豆，瞬间冒出一团白气，屋里终于有了一丝微弱的暖意。
看着盆里密密麻麻的冻土豆，她忽然想起高考前，为了凑够备考的口粮，曾借了队里的半袋玉米面，于是擦干手上的水，扛起半袋解冻好的土豆，往队长家走去，脚步轻快了许多。
队长李大爷正在院子里劈柴，手里的斧头挥得有力，劈好的柴火堆得整整齐齐，院子里飘着淡淡的柴火味。
看见丁倩来了，他立刻放下斧头，脸上堆起笑容，嗓门洪亮：“倩丫头，考完试啦？考得咋样？有没有把握？”
丁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脸上泛起红晕，语气带着几分忐忑：“大爷，我不知道呢，反正我尽力了，把会的都写了。对了大爷，我来还之前借队里的粮食，这是我地里收的土豆，您看看够不够，要是不够，等我以后有了再补。”
李大爷摆摆手，连忙接过土豆，掂量了掂量，又用手摸了摸，笑着说：“不急不急，粮食的事往后放放，多大点事儿。你能去参加高考，就是咱村的骄傲！要是考上了，那可是咱村第一个大学生，不光你有出息，咱整个村子都跟着沾光，光宗耀祖啊！”
说着，他又把土豆往丁倩怀里塞，“够了够了，太多了，你留着自己吃，这大冬天的，口粮金贵着呢，你备考耗了不少力气，得补补。”
丁倩不肯接，两人推让了半天，最后丁倩拗不过李大爷，只能收下一半，心里暖暖的，比怀里的土豆还暖，所有的委屈和辛苦，仿佛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
丁倩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就往回走，路上碰到几个村民，有在拾柴的，有在喂猪的，大家都热情地跟她打招呼，围过来问她考得怎么样，眼神里满是期待，没有一丝嫉妒，只有真心的祝福。
“倩丫头，考得咋样啊？肯定能考上！”“等你考上大学，可别忘了咱村的人！”
丁倩笑着回应，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责任感。
她不仅是为自己考，是为了摆脱这片贫瘠的土地，更是为了这些关心她、盼着她好的人，为了能给这个常年被寒风包裹的村庄，带来一丝希望，一丝改变的可能。
回到知青房，丁倩挽起袖子开始收拾屋子。
她把冻硬的水缸搬到火边，生起一小堆柴火，让冰慢慢融化，把土炕重新铺好，换上干净的稻草，再烧起柴火取暖，火苗舔着灶膛，映得她脸颊通红，把捡回来的土豆分类，冻得不太严重的放在缸里，留着自己吃，冻裂的就装在竹筐里，用来喂村里的猪。
忙完这一切，屋里终于有了一丝人气，不再像之前那样冰冷刺骨，柴火的暖意裹着土豆的清香，让这个简陋的小屋，有了家的味道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丁倩又回到了之前的生活节奏，每天下地干活、挣工分，跟着村民们一起挖冻土、拾柴火，手上的冻疮又重了些，可她却毫不在意。
只是心里多了一份牵挂，一份期盼，每天干完活回到家，不管多累，都会拿出那几本翻得卷边、写满批注的复习资料翻一翻，哪怕只是看几页公式、记几个单词，心里也能踏实几分。
有时候，她还会跟村里的年轻人分享高考的经历，给他们讲考场的样子、考试的题型，鼓励他们多读书、多学习，以后也能参加高考，走出大山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村里的年轻人都听得入了迷，眼里满是向往，纷纷说以后也要像丁倩一样，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上大学。
闲暇时，她会坐在门口的石头上，望着通往镇里的路，那条路坑坑洼洼，被寒风刮得光秃秃的，可她的眼神却格外明亮，心里默默期盼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。
北风依旧凛冽，吹得树叶“哗哗”作响，村庄依旧贫瘠，泥土路两旁的土坯房依旧简陋，可她的心里却燃着一团火。
那是对未来的期盼，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坚信，是无论经历多少磨难，都不肯放弃的倔强。
她想起高考结束那天，旅馆食堂里那碗带着盐味的热菜汤，喝一口暖到心底，驱散了所有的紧张和疲惫；想起考场上，监考老师看她答题认真，轻声说的那句“你还行”，简单四个字，却给了她莫大的鼓励；想起村民们期待的眼神，想起李大爷的关照，就觉得所有的苦都值得。
她知道，现在的等待是为了更好的未来，就像内蒙古的冬天再漫长，寒风再凛冽，也终会迎来春暖花开，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。
丁倩凭着充足准备在考场上气定神闲，可1977年的高考考场里，更多的是像程东方、余灵芳这样的“裸考战士”。
他们或是没时间复习，或是没机会学，手里连一本完整的课本都没有，全凭着中学时打下的老底子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，在考场上孤注一掷，赌上自己的未来。
“1977年高考，一个严肃而充满未知的礼物，面对这份突然而至的大礼，不少人显得兴奋、紧张，甚至有点措手不及。”程东方坐在塑料厂的宿舍里，握着一支磨得发亮的钢笔，在泛黄的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，笔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桌角的准考证上。
照片里的他满头乌发，清瘦的脸上带着几分沉稳，眼神里却藏着藏不住的对远方的渴望，对改变命运的迫切。
他心里清楚，这张小小的纸片，轻飘飘的，却承载着他十几年的梦想，或许就是打开崭新人生的钥匙，是他摆脱现状的唯一希望。
1948年出生的程东方，1966年从溱潼中学毕业，刚毕业就赶上上山下乡的浪潮，背着简单的行囊，回到戴南公社裴家大队插队。
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，他从一个懵懂的学生，硬生生变成了一个庄稼汉，学会了插秧、收割、挖墒、挑担，把“修地球”的农活干得样样精通，手上的老茧一层叠一层，脸上也刻满了岁月的沧桑。
后来，他凭着中学时的文化功底，当了几年代课老师，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写字，后来又管过村里的果园，1973年进了公社塑料厂当技术工，凭着肯钻研、能吃苦的劲头，很快就成了厂里的骨干，深受老厂长的器重，日子也算安稳。
1977年，他已经结婚生子，儿子都4岁了，有了安稳的工作，有了幸福的小家，“老三届”能参加高考的消息传来时，他第一反应是不敢信，愣了半天，嘴里反复念叨：“这么多年了，还能有机会考大学？我都快三十了，还能行吗？”
确认消息的那天，程东方揣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，请假去戴南中学报名。校园里红旗招展，墙上贴满了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”“努力学习，报效祖国”的标语，红底黄字，格外醒目，广播里循环播放着《谁的战士最听话》，激昂的旋律回荡在校园里，气氛热烈得让他心潮澎湃，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学生时代，眼里重新燃起了光芒。
报完名，他才猛然发现，自己连本复习资料都没有。
厂里工时紧张，农用薄膜生产线赶工期，白天他要全程盯着安装调试，不敢有一丝马虎，稍微出点差错，就会影响整个公社的春耕，晚上回到家，哄睡儿子就已筋疲力尽，连点灯的力气都没有，根本没精力复习。
那时候练习簿都卖到脱销，就算有时间，也未必能买到复习资料，他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，在脑子里回想中学时学过的知识点。
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凭着中学时打下的扎实底子，他居然硬生生通过了初试！
1977年高考因为报名人数太多，全国570多万考生挤着抢30万个名额，只能分初试和复试两轮，从知道恢复高考到初试，满打满算还不到一个月，时间仓促得让人措手不及，无数人像程东方一样，靠着老底子“裸考”闯过第一关，每一个能闯进复试的人，都是幸运儿。
初考过关让程东方来了劲，心里的火苗越烧越旺，可就在他准备好好复习、冲刺复试的时候，老厂长却找他谈话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程啊，你在厂里是技术骨干，将来前途无量，厂里以后还要重点培养你，何必去考大学折腾？高考那么难，录取率还不到6%，万一考不上，工作也受影响，得不偿失啊。”
程东方摇了摇头，眼神坚定，心里早有主意：“厂长，谢谢您的器重，可我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不是为了一辈子在厂里当技术工，我就是想实现自我价值，想学到更多的知识，想走出这个公社，去看看更大的世界，只有上大学，才能真正改变命运，才能给妻儿更好的生活！”
他四处搜罗，托亲戚、找朋友，终于找到几本残缺不全的课本和笔记本，有的缺了封面，有的少了后半部分，纸页发黄发脆，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，可他却视若珍宝，从此开启了“白天上班、晚上苦读”的日子。
每天下班后，他就点起煤油灯，在昏黄的灯光下啃书本，煤油灯的烟呛得他眼睛发酸，喉咙发疼，可他揉一揉眼睛，又接着往下看；十年没碰过的知识点早就忘得差不多了，公式记了又忘，单词背了又混，翻来覆去看了半个月，只觉得脑子一团乱麻，越学越着急，好几次都想放弃。
“算了，尽力就好，考不上也不亏，至少我试过了，没有留下遗憾。”程东方叹了口气，收起课本，背上简单的背包，赶往考点所在的城区。
高考前一晚，他住进一家简陋的招待所，一个大房间挤了20多个考生，上下铺密密麻麻，屋里弥漫着汗味、煤油味，夜里11点还有人在低声背书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却格外清晰，凌晨两三点又有人摸黑起来翻书，翻书声、咳嗽声、叹气声此起彼伏，吵得他一整夜没合眼，脑袋昏沉得厉害。
第二天，程东方顶着黑眼圈，昏昏沉沉地走进“五七”小学的考场。
考场在学校西侧两扇朝东的教室里，窗户漏风，寒风直往屋里灌，20多个考生一人一桌，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，有知青、有工人、有复员军人，年龄差距悬殊，有的满脸稚气，有的两鬓斑白。他坐在倒数第二排，老式课桌坑坑洼洼，桌面布满划痕，写字稍用力就会划破纸，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握着笔，尽量放慢速度。
上午考数学、政治，凭着中学时的老底子，他答得还算顺利，可到了下午考语文，脑袋昏沉得厉害，眼前阵阵发黑，连题目都看不清楚，心里越发着急，手心冒出冷汗，连握笔的手都开始发抖。
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，目光落在作文题“苦战”上，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浑身的疲惫仿佛瞬间消散——这两个字，不就是他这十几年的真实写照吗？这十几年的插队岁月、工厂劳作、备考艰辛，不就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苦战吗？
他握紧钢笔，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，积压在心底十几年的委屈、不甘、坚持，全都涌上心头，那些没说出口的苦，那些藏在心底的梦想，都顺着笔尖流淌出来，写在那张粗糙的试卷上，每一个字都带着滚烫的情感，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。
他知道，这场苦战，他不能输，也输不起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1977年的高考，考风考纪格外严格，几乎找不到一张雷同卷，每一份试卷，都是考生们用真心和努力书写的奋斗史。
